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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造反”运动的兴起——在疯狂、荒唐与悲惨、血腥的日子里

[2020-07-18 03:08] 来源: 申博手机安装app

文革运动从1966年春夏之交时节在全国开展时,我是桂林冶金地质学校(现在的桂林理工大学)的一名靑年教师,经历了这里文革运动的全过程。现在回想亲历的那一桩桩往事,仍感到惊心动魄,难以忘怀,许多问题令人深思——

一、大动乱前夕的批判运动

1966年春、夏之交时节,随着姚文元和戚本禹等人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接着北京市委被改组,一股批判和声讨“三家村黑帮”的高潮在全国掀起。各地工、农、兵、学、商和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讲话或文章,声讨“三家村黑帮”。我们学校党委也遵照广西自治区党委和桂林市委的指示,组织全校师生学习讨论,写大字报,开批判大会、声讨会。为了联繫本单位实际来开展这场大批判运动,校党委也抛出了学校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沙漠中绿洲反党小集团”,同时把在1957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的人也拿出来作为批斗对象。

所谓“沙漠中绿洲反党小集团”的几位教师,如物探科的王锺、王玉梅夫妇是1958年长春地质学院的毕业生,赵叔珍是1959年北京地质学院的毕业生;还有矿山科的区彼特和戴汶琪夫妇是1958年北京矿业学院的毕业生。他们都是我校教学中的骨干,也从未有过违法之举。只是在几年前的困难时期,那时的人们缺乏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生活,而他们几个经常聚在一起交流思想,相互得到精神的慰藉,仅此而已,绝无任何越轨之举。后来校党委在组织教师向党“交心”的活动中,他们向组织上如实彙报了自己的一些思想,说明他们是相信党的。现在却成了组织“反党小集团”的“罪证”,岂不是令人好笑吗?对此,我当时就很不理解,很同情他们。

再有採矿教研组的教师孙逊,有人检举他“骂毛主席”,纯属无稽之谈;机电教研组教师温玉昆、谢中枢不知因何罪名也被揪了出来;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原副校长孙德文和工会主席刘一帆夫妇,原党委办公室秘书王学铭等人,也被作为专政对象揪出来,成了我校文革开始后的第一批牺牲品。

当然,此时联繫本校实际开展的大批判运动,也只是按照报刊上说的自己重複说说,停留在写大字报和开批判会而已,并没有打人的事件出现。但,对那几位受到批判的教师和已戴帽的右派,则把他们被打入了另册,受到监督劳动的惩罚。这是学校第一次出现侵犯人权、侮辱人格的事件。对此我的思想上是想不通的,对他们的受害,在内心里我是同情的,心存许多疑虑。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一样,思想上虽有看法,迫于形势而不敢说罢了。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联播节目中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全文,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在报纸和广播的鼓动下,全国的运动又推向了新的高潮。在我们学校也出现了许多大字报和大标语,并以全校师生的名义给聂元梓等人发去声援信。当然,这一切仍然是在校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

这时报刊上的许多社论和文章,使我感到这场运动很有来头,似乎可以看出这场运动与以往不大一样,矛头主要是指向领导机关的“修正主义”和“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绝非是普通的老百姓。前些时学校揪出的那些所谓“反党小集团”就值得考虑了。

二、停止野外实习返校参加运动

儘管此时全国的运动已热火朝天地搞起来了,但在我们学校仍然只是停留在学习、讨论、写大字报和开批判会而已。运动到底要如何深入下去,领导们心中无数,群众更是不知道。在此种情况下,学校仍然按原来的计划进行教学,上午上课,下午和晚上搞运动。我任课的化探专业64级两个班按计划要到野外进行生产实习,作为任课教师,我必须跟班前去野外带学生们实习。

大约是1966年的6月中旬,在教务主任孙云鹏和化探专业负责教师王乃培的带领下,我们几位教师跟随化探64级两个班约90名学生到湖北省风山洞604地质队进行野外生产实习了。到达该队后,该队领导和地质技术负责人给我们报告了有关队里和工作区的地质情况,我们也着手準备到大别山的野外分队开展工作。

几天后,604队大队部的情况发生变化了。我们刚到该队时,队上的文革运动也仅是批判“三家村”一类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几天后则出现有针对队领导和中层干部的大字报了。如一个设备科的科长被大字报点名为“日伪汉奸”,地质科的技术负责人被指为“反动技术权威”,一些出身不好的人被指为“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还有某某人是“漏网右派”一类的大字报,贴满了大队部机关周围、食堂外的墙壁等处。看到这样的大字报,我们都感到十分惊奇,我们的生产实习还能继续下去吗?

鑒于这种情况,604队领导就通知我们暂时不要去野外,等过一段时间看情况再作决定。我们也只好獃在队上,除了组织同学们学习而外,就是看看604队的大字报。

不几天接到了学校同事们的来信,谈到了学校出现的新情况。原来在我们离校后几天,自治区党委和桂林市委派出的文革工作组就进到学校了。他们一到学校后就代行了校党委的职权来领导运动,校党委的领导就靠边站了。可能很快就会通知我们回校参加运动了。

果然,不几天,学校就来了通知,叫我们停止实习立即返校。大约是7月初的一天,我们就离开604队住地风山洞,当晚到长江北岸的武穴乘船,次日达到汉口。第二天就乘火车回桂林了。

三、工作组进校后学校突发的几件事

离开学校仅半个多月的时间,此时情况大变了。学校的一切是由工作组领导,学校完全停课了,整天搞运动。工作组的组长张青栋是一个部队的转业军人,担任自治区党委直属机关副书记。工作组有20多名成员,都是来自区直机关的党政干部。每一个学生班级和教研组、机关科室都有一名工作组成员在领导运动。

此时的运动比工作组进校前紧张和激烈多了,不但有深揭狠批“三家村黑帮”的大字报,更主要是联繫实际来搞运动了。有揭批前一段揪出来的“沙漠中绿洲反党小集团”的大字报,更有揭发校党委领导人的大字报,说校党委书记王守均和校长王濯之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一些老师们的教学被指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教学方法。整天关起校门搞运动,弄得人心里很不自在。

工作组进校后,有三件事是令我难忘的。

一是校党委办公室主任王汉文的被批判,王是一个部队转业干部,说话细声、对人和善而又斯文,到学校工作后未见有什幺过错,运动开展以来也未见有他的大字报。大概是他对运动不理解,对工作组让校党委靠边站有些看法,说了一些工作组不喜欢听的话而受到批评,由此思想上想不通,他给家人留下字条,说自己“顺灕江而去了”。家人以为是留下“遗书”自杀了,当即报告了工作组。这可急坏了工作组,马上召开全校大会宣布此事,称“王汉文可能畏罪自杀叛党了”,组织人员沿灕江顺流而下寻找。后来在阳朔县城找到了王汉文,他并没有自杀,而是负气出走了。王汉文被带回学校后受到批判,并责令写检查。

第二件事是张石起的自杀,我们还在湖北604队时就听学校的同事来信谈到了此事。张石起是学生食堂的炊事班长,1956年建校时由东北调来的,一向工作积极肯干,对学生很好。不知何故,工作组进校不久,竟企图先杀死自己的妻子然后自杀。结果他的妻子未被杀死,而他却自杀身亡了。他为什幺如此,成了一个不解的谜。后来听人说他在伪满时给日本人做过事,有历史问题,运动来了怕过不了关,选择自杀了,此事终使人不解。

第三件事是教务科干事王殿印投湖自杀,这是在我们回到学校不几天后发生的事情。此人也是1956年建校时从东北调来的,一直在教务科从事课程计划的安排工作。王是一个说话大声,块头高大的东北汉子,平时对人十分友善。全校各班级的课程表和教师们的上课时间都是由他安排和调配的,因此教师们与他都比较熟悉。他的自杀也成了一个不解的谜。

这三件事的发生在学校是震动很大的。工作组认为这是学校“阶级斗争极其複杂”的表现,利用这些事件来动员师生们狠揭学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当时许多人(特别是教职工)都是在内心惶恐之中跟着工作组参加运动的,一切都按工作组的部署进行。

四、桂林市“造反”运动的兴起

工作组进校后曾明确宣布:所有的人不準到别的学校串联,不要听小道消息,更不得传播小道消息,要警惕和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当时全校师生都很听工作组的话,关起门来搞运动,与外面世界几乎是隔绝的。工作组的负责人说这是运动“稳定、健康发展的大好形势”。

这样大约维持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了8月初,形势急速变化了。

事情的起因是由广西师範学院(下称“广西师院”,即现在的广西师範大学)引起的,给后来桂林以至整个广西的文革运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事的发生及其经过,我是数天后才知道的。

广西师院的文革运动一开始大致也与我们学校相似,在院党委的领导下关起门来搞运动。但由于师院的大学生们有不少人有同学在北京和外省市学习,他们互通情况,北京及外地的一些情况很快会传给他们,使他们不能安于现状。早在6月14日,师院的部分学生就在学院内贴出“炮轰桂林市委”的大字报,这可急坏了学院党委和桂林市委,他们当即布置对写大字报的学生进行调查,準备进行打击。

6月20日,广西自治区党委派出的文革工作组进到广西师院,工作组仍然是关起门来搞运动,矛头对準一般的教师和原来写桂林市委大字报的学生,这就遭到了一些学生的反对和抵制。工作组在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申本田和桂林市委副书记、桂林市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徐为楷的领导下,组织学院的师生反击反工作组和炮轰市委的学生,对他们进行打压,这就更激起了这部分学生的反抗,由此学院内出现了“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两派,反工作组一派为首的学生受到打击迫害,被以“右派”和“现行反革命”论处,受到批判和围攻。7月28日,市委领导召开各单位负责人和工作组组长会议,介绍师院出现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并组织与会人员参观师院的大字报。以便总结这里的经验,用以指导全市各学校运动的开展。

然而压力越大,反抗力就越强;市委和工作组想把反工作组的学生打压下去,却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学生站出来反抗。工作组想学1957年反右运动那一套对付反抗的学生,现在遇到严重的挑战了。恰在此时,1966年7月中旬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指出派工作组到学校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要撤出文革工作组。迫于中央的新指示,自治区党委决定撤出驻各校的工作组。8月5日,驻师院的工作组撤出该院。反工作组的部分学生当即贴出“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对联,以此来发泄对工作组的不满。此举使工作组和市委领导更为恼火,认为这必定是有“坏人”在背后操纵学生,当即组织保工作组一派的师生用大字报进行反击,声称要揪出幕后的“坏人”,并大肆搜集这些学生的黑材料,準备秋后算账。

由于师院从一开始反工作组、炮轰市委的学生就是多数,即师院的造反派是“多数派”(与其他许多学校造反派开始是少数派不同),后来桂林造反派就被称为“桂林老多”(“桂林老多”的实际名称是“桂林市革命造反大军”)。

师院学生们不服压制,奋起反抗,并把大字报贴到大街上。不但炮轰桂林市委,炮轰自治区党委的大字报也贴到大街上了,引来了无数市民的围观,这是桂林市有史以来第一次大字报上街,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整个山城都轰动了。

面对如此的情况,桂林市委和广西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们感到事态严重了,立即在工厂中组织工人赤卫队,并调动桂林步兵学校的学员上街,出动多辆宣传车上街广播,矛头都是对着师院“多数派”学生的。8月7日,师院“多数派”学生在街上遭到工人赤卫队、步校学员、机关干部和一些市民的围攻,开始是辩论,继而发展到互相推撞,最终动拳头演变成武斗,使场面失控,有十多名学生被打伤,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桂林“8·7”事件。

“8·7”事件迅即传遍了整个山城。各校的师生和许多机关人员、工厂工人、市民都纷纷涌向街头看大字报,涌向师院看那里的情况。山城沸腾了,原来各自关起门来搞运动的局面被打破了。特别是我们学校,由于离市区较远,对外面的情况很少知道,简直就像一个“世外桃源”。此时学校的大门打开了,人们潮水般地奔向市区,奔向师院,急于要看看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一切。

8月8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第二天,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以套红大字标题(但《广西日报》仍是黑色大字)全文刊登了《十六条》。《十六条》明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到这些,自然使我产生了对运动以来一些问题的思考,前一段学校党委和工作组所领导的运动,在教师中抓“反党小集团”,把原来戴帽的右派又推出来批斗,显然是与《十六条》的精神相背的。想到这些,感到自己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推动,对文革运动开始由被动参加到主动关心了。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随着人流也奔向市区、奔向师院去实地观看。

多日不上街,大街上似乎变样了。人们成群地在围着看大字报,三三两两在议论着。一张《炮轰桂林市委》的大字报,一张《火烧伍晋南》(自治区党委文教书记、广西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和《炮轰区党委》的大字报,简直把人们惊呆了,这可是桂林市从未有过的事。

“桂林市委是党的领导机关,伍晋南是区党委文教书记,这些人竟敢‘炮轰’‘火烧’,这不是右派翻天,不是反革命的行为幺?”有人在大声议论着。

然而更多的人是沉思、惊奇,也有人看后直摇头,也有人喜形于色,表现出兴奋的神态。

此时市中心十字广场一带的大字报还不多,我快速地浏览一遍就直奔师院,急于要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幺。

师院内已是人山人海。在礼堂周围,多数人在看大字报,也有些人在围着师院的学生听讲演,不时还可听到互相辩论的声音。

这里的大字报深深地吸引着我。除了刚才在街上看到的《炮轰桂林市委》、《火烧伍晋南》、《炮轰区党委》一类的大字报外,我最感兴趣的是一份转抄的毛泽东关于“造反有理”语录的大字报。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的讲话》中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毛泽东有过这样的讲话。

在大字报棚区,还转抄有清华大学学生贺鹏飞(贺龙之子)写的《修正主义的团中央滚蛋》和有关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因反工作组受到迫害而奋起绝食反抗的大字报。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也以大字报的形式转抄出来了。刘、周、邓等人在讲话中都带有对前一段文革运动派工作组的检讨的内容。特别是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怎幺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周恩来在讲话中则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

另外还有不少揭露工作组压制学生和学院党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等方面的大字报。

一连几天我都往师院跑,看大字报,并认真记录。这些大字报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激发了我的政治热情,最终推动我走上了“造反”的道路。

当我还是这个学校学生的时候,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等运动我都是亲历过的;参加工作后,三年大饥荒、四清运动也都是经历过的。对于这些,我在思想上当时都是有看法的,只是不敢说罢了。当时认为:毛泽东和中央是好的,问题都是下面的干部乱来造成的。现在文革运动来了,毛泽东号召我们起来“造反”,就是要整这些当权的“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我们现在不起来“造反”更待何时呢?

大约是在8月中旬的一天,我到师院看大字报后回校的路上,与化探64级的两个学生宋建民、刘桂明走在一起,大家边走边谈对师院大字报的感想,看法竟是那样一致,都表示我们也应起来“造反”,使屏风山(我们学校的所在地)这个“世外桃源”来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三个人当即商定,由我来起草一张大字报底稿,由他们抄好张贴出去,以此来点燃屏风山下“造反”的烈火。

当晚我即起草好一份《炮轰区党委》的大字报底稿,就自治区党委派工作组和几年来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批判。第二天早上我把大字报底稿交给宋、刘二人修改,他们看后完全同意,当即用纸张抄写。近中午时分抄写好了,即把大字报张贴在学生食堂门口的墙壁上,大字报落款是我们三个人的名字。为了加强感染的气氛,我们同时到阅览室把十多个省用套红大字标题刊登《十六条》的报纸拿出来排列好(只把报纸名称和套红大字显示出来)与《广西日报》用黑字标题刊登《十六条》作对比,并用一排大字“广西为什幺这幺黑”来作标题,用来吸引读者。

大字报一贴出来,立即引来了众多师生的围观,犹如一颗炸弹在屏风山下爆炸了。有人支持,但更多是反对和责骂。有人指责说:“这三个人想把我们学校搞乱,是反革命的行为!”“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也有好心的人在为我们担心,悄悄告诫我们:“小心点,工作组的人(虽然管不到事了,但仍住在学校)在记录你们的大字报,谨防将来秋后算账。”

公开贴大字报支持我们的是师院外语系学生李萍(我校一位干部的妹妹)等人,她们的大字报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有师院学生的支持,一时间反对的人似乎也不敢大张旗鼓反击我们,只是在暗中搜集我们的黑材料。

第二天即有化探65级的陈正福、孙景文两位同学来找我们,愿意与我们一起“造反”。几天后,我们5个人就成立了“火炬战斗队”,在教学大楼东头选择一间办公室作为火炬战斗队队部,出版《火炬战报》,斗争的矛头直指桂林市委和广西区党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两天后,又有归国华侨、民盟成员、老教师韩卓元要求加入我们的组织,虽然同学们心存疑虑,怕会影响我们的组织(因为我们都是贫下中农子弟),最终在我的说服下,接受了韩老师,与我们共同战斗。

火炬战斗队的成立和出版《火炬战报》,这在我校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影响是十分大的。有人公开反对、指责,说我们强佔办公室,强佔学校的印刷工具;有人讥讽、嘲笑,说我们不知道天高地厚,想当英雄;更有人在“关心”我们的一举一动,收集我们的材料準备日后算账。

面对这些,大家都表示不怕,认为自己“看準了”,一定要勇往直前。当时我的内心里想:我是教师,如果有什幺问题的话,责任会主要在我,面临的危险是很大的。我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知道后果会是怎幺回事。但,我觉得这次我是看準了,从《十六条》公布及毛泽东和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从报刊的社论和文章来看,我们的做法是不会错的。想到这些,我们的信心和勇气就倍增。

8月1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乔晓光代表区党委到广西师院召开全院师生大会,宣布撤消桂林市委书记黄云和副书记徐为楷的职务,任命王同连为新的市委副书记和市文革小组组长。乔晓光刚宣布结束,一些学生即涌上会议主席台,给徐为楷戴上高帽,押上汽车开到市区游街,众多的学生则列队跟在汽车后面上街游行,沿途高呼“打倒徐为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一时间整个山城轰动了。

此事的出现,再次引起了市委和自治区党委的警觉,认为这是少数人在“捣乱”,是“右派”翻天。次日街上出现大批的工人赤卫队和桂林步兵学校的学员,名为维持秩序,宣传《十六条》。实际上矛头是对着昨天上街游行学生的。其后数天,街上随时可见在宣传演讲的师院学生遭到赤卫队和不明真相群众的围攻,名曰辩论,实际上是市委组织领导的群众斗群众。

也就是在8月18日这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很快就有北京的红卫兵到桂林串联,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

不几天,师院“老多”派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市委则操纵全市大中学校成立“红旗红卫兵”,与“老多”的红卫兵相抗衡。从这时起,市委组织的工人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一方面对付师院“老多”,保市委,为工作组开脱罪责,打击那些站出来“造反”支持师院“老多”的机关干部和工厂职工,在街上常常可以看到“某某人是投机分子”、“某某人是地主资本家的儿子”,支持师院学生“造反”的就是这样一批“牛鬼蛇神”等一类的大字报。

师院“老多”在桂林带头“造反”,北京来的学生也支持“造反”,他们到各个学校也到一些机关和工厂煽风点火,发动人们起来“造反”,积极参加文革运动,这就更激起市委领导和那些有保守思想的人们的反对。在市区,他们组织人写大字报和大标语,要求北京来的南下串联队滚蛋,称串联队是来“煽阴风,点鬼火”,是来支持“牛鬼蛇神造无产阶级的反”,“搞乱了桂林的大好形势”,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桂林附近的一些县如阳朔、兴安、全州等地的党政领导不但组织赤卫队保县委,驱赶红卫兵,并且召开声讨会,声讨桂林“老多”。

对立的两派就这样形成了。此时正是夏季,酷暑炎热,但人们关心政治的热情比这天气更热,即使是朋友间或者是一家人在一起,也会因对问题的不同看法而产生意见分歧,形成不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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