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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互文性到「边缘」文学的自主性——刘吶鸥引用穆杭的三个例子

[2020-06-17 10:52] 来源: 申博手机安装app
从互文性到「边缘」文学的自主性——刘吶鸥引用穆杭的三个例子

透过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1960年代中一系列重要的评论文章,如〈巴赫金:词语、对话与小说〉(Bakhtine: le mot, le dialogue et le roman, 1966)和〈受限制的文本〉(Le texte clos, 1966-1967),互文性(l'intertextualité)一词进入了法国学术界[1]。在第一篇文章,克莉斯蒂娃如此定义互文性:

横向轴(作者──读者)和纵向轴(文本──语景)重合后揭示了一个事实:一个词(一个文本)是另一些词(另一些文本)的交错和会合,我们从中至少可以读到另一个词(另一个文本)。在巴赫金的理论中,他分别称这两支轴为对话(dialogue)和语义相关(ambivalence),但他没有清楚地区分两者。然而,就是因为巴赫金没有严格地区分两者,这反而令他是第一个在文学理论中提出:任何一篇文本的构成都如同一幅语录彩图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化了别的文本。[2]


互文性
克莉斯蒂娃吸收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然后进一步发展她自己的互文性理论──「一个文本是另一些文本的交错与会合」,用以颠覆社会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个体意识的单一性和文本内部意义自足的观念等。[3]

其实在克莉斯蒂娃创造「互文性」一词之前,另一位重要的理论家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已运用了互文性的理论。巴特认为,虽然我们有自由选择不同的书写方式,但其实我们每一次写作都是在回应以往的写作,包括前人的书写或自己以前的书写。而每次写作都令我们脑海中的某些编码连繫着另外的编码,写作过程中也因而带着文本互涉的效果。1970年,巴特出版了S/Z,于其中,他更明确地把文本分为两类:可读的文本(le lisible)和可写的文本(le scriptible)。可写的文本为读者提供複性的意义,因此具有可写性,因为每位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皆重写了这个文本。相反,可读的文本就不具有这种重新再写(re-écrire)的可能性,因为它只停留在某一意义内就凝滞不动了。[4]

除了克莉斯蒂娃和巴特外,其他重要的理论家如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里法特尔(Michael Riffaterre, 1924-2006)、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布鲁姆(Harold Bloom, 1930- )、热奈特(Gérard Genette, 1930- )、卡勒(Jonathan Culler, 1944- )等,对互文性理论也建树甚多。虽然他们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分歧也不少,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建构了互文性的核心思想:所有语言符号都在回应着以前的论述和已然存在的意义样式,回应的同时,它们又扩大了这些意义样式的内涵;所有思想和传统都可以合法地成为文本的一部份;一个文本可以通过新的阅读而产生别的联想。

如果我们用互文性的理论来看上海新感觉派作家刘吶鸥对法国作家穆杭的接受,特别是刘吶鸥的《都市风景线》对穆杭字句的引用,或者可以看出刘吶鸥如何利用这些由接受所带来的编码,来进行表意实践或创造性转化,然后再进一步思考所谓「边缘」的文学区域,如亚洲文学、非洲文学,如何可以加强自己的着作者(authorship)身份,以及建立自主性。

刘吶鸥三个引用穆杭字句的例子
一个文本的旅行一般要从影响研究开始,要读者首先意识到在文本内,有一个外来元素(alien element)影响着文本的构成,所以我们先看三个刘吶鸥曾直接引用穆杭作品字词的例子:

穆杭作品
刘吶鸥作品


1︰
« Vague de paresse »

On s'attendrit sur la vague de paresse,
(Morand 1992 :351)


中文翻译:

〈懒惰底波浪〉

我们软洋洋地伸在那懒惰的波浪上

(《天女玉丽》,页81)



〈礼仪与卫生〉

任那车体舒服地摇动着,自己浸在懒惰的波浪里

(《刘吶鸥小说全编》,页51)


2︰
« Madame Fredda »

Daniel trouvait à la Hollandaise la peau saine et
une poitrine difficilement ramenée àla raison.
(Morand 1992 :423)


中文翻译:

〈茀莱达夫人〉

但尼尔在那荷兰女身上发现了一身健康的皮肤和一双
没有理智的乳房

(《天女玉丽》,页94)



〈游戏〉:这个理智的前额

(《刘吶鸥小说全编》,页3)

〈风景〉:她那个理智的直线的鼻子

(《刘吶鸥小说全编》,页10)


3︰
TendresStocks

《温柔货》



〈两个时间的不感症〉

不晓得几时背后来了这一个温柔的货色﹝……﹞

(《刘吶鸥小说全编》,页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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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杭的作品《优雅的欧洲》(左)和《温柔货》。

〈懒惰底波浪〉是穆杭作品《优雅的欧洲》(L'Europegalante, 1925)中,其中一篇短篇小说的标题,这个短句也曾出现在小说里,刘吶鸥于〈礼仪与卫生〉中引用了「懒惰的波浪」这个句子。《优雅的欧洲》另一篇作品〈茀莱达夫人〉曾用「没有理智」来形容一名荷兰女子的乳房,而刘吶鸥就引用了「理智」来形容笔下两篇作品的女主角:「理智的前额」和「理智的直线的鼻子」。最后,从「不晓得几时背后来了这一个温柔的货色」这一句,可以看出刘吶鸥在〈两个时间的不感症〉中引用了穆杭第一本短篇小说结集《温柔货》的标题。


这三个引用作为外来元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刘吶鸥作品的构成。第一个引用:「任那车体舒服地摇动着,自己浸在懒惰的波浪里」,「懒惰的波浪」的引用只是单纯地用作描述主角比较轻省的状态,即使没有穆杭作品的指涉参照,读者也能明白句子的意思。

第二个引用,〈游戏〉的「这个理智的前额」和〈风景〉的「她那个理智的直线的鼻子」两句,「理智的」被引用来形容女主角的身体器官,但甚幺是理智的身体器官呢?这显然不是从字面意思便可以明白的句子。读者要回到穆杭作品的语境,才能理解到「一双没有理智的乳房」,表达的其实是像穆杭这样的浪蕩子,既爱女人的肉体,又觉得女性没有智性思考能力的状态。根据彭小妍的观点,浪蕩子对女性有独特的看法,他们一边迷恋女性的身体,一边「认为只有男性才有智性思考及表现的能力,而女性只能纵情色慾,利用男人来满足其性需求,毫无智性发展的可能。[5]」事实上,〈茀莱达夫人〉中的同名女主角,在奥林匹亚剧场偶遇男主角后,一直尾随男主角,然后主动约男主角去吃晚饭,并提出性要求:「你会给我有无上的快乐﹝……﹞我住在格拉里季旅馆,因为那里可以得到一间很便宜的房间。来罢。[6]」茀莱达夫人喜欢的是一些很媚俗的东西,如人造珍珠、玩具喇叭和发声糖果。根据男主角一句语带讽刺的描述,这是「一个外国人可以在巴黎所要的东西」[7]。所以,于作为浪蕩子的敍述者眼中,「一双没有理智的乳房」正好综合了茀莱达夫人纵情色慾,但就没有智性、品味媚俗的特徵。然后,我们以此诠释来看刘吶鸥的句子:「理智的前额」和「理智的鼻子」,前者是形容探戈宫中一名女子(〈游戏〉),后者是形容火车上一名有夫之妇(〈风景〉),这两个引用了「理智」的摩登女性,她们其实都有一定程度的智性、主导权和表现能力,至少在两性关係的层面上。所以理智的身体器官指向的是故事中的女子打破了男子的想像,拥有一定程度的智性思考能力、品味卓越,于两性关係中有一定的主导权。

以上两个引用,第一个是纯修辞层面的引用,第二个属于典故,要回到穆杭作品的语境才能理解到刘吶鸥的用例之背后含意。第三个引用就涉及一个双重符号(dual sign),即字面意思和非字面意思的指涉。第三个引用,〈两个时间的不感症〉里「不晓得几时背后来了这一个温柔的货色」[8]一句,「温柔的货色」字面意思指向一个女性化的女子,非字面意思就涉及穆杭《温柔货》里三篇短篇小说中三名女主角的形象。《温柔货》第一篇故事中的女主角克拉丽丝(Clarisse)是一个伦敦的年轻製帽师,她对时尚有敏锐的触觉,是一个活在当下的女性。第二篇的德尔菲娜(Delphine)性格反叛,她要追寻一种可以概括生命是甚幺的理念,但她参与了一场又一场的革命,与一个又一个男子结合后,最终堕落于吸毒,归于虚无。第三篇的奥萝尔(Aurore)和德尔菲娜一样,也是一个对抗社会旧俗的女性,不过她的对抗方法是回归自然,回归身体操练。她追求的是斯巴达人式的朴实。这三名女性其实象徵着现代性的三个面向:克拉丽丝代表现代主义,即是对当下(l'actualité)和时尚的执迷;德尔菲娜象徵了虚无主义,根据马尔劳(Malraux)的说法,那是因为上帝已死的缘故;奥萝尔代表原始主义,即是对传统、自然、身体操练的怀旧 [9]。刘吶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的女主角,当然没有完全包办《温柔货》三名女主角的所有性格特徵,否则她就成了一个性格极其分裂的人。然而,当我们细读刘吶鸥笔下这位女主角的形象:她穿「透亮的法国绸」,拿着「opera bag」[10],在1920年代的中国,这是时尚的表现;她周旋于两名男子之间,其中一位还是一个在跑马场刚认识的陌生人,这显示出她反叛的性格,对社会陈规的蔑视;她是一个「sportive的近代型女性」,有「弹力的肌肉」[11],这代表了她可能有身体的操练。由此看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的女主角其实融合了《温柔货》中三位女主角某部份的性格特徵:时尚、反叛、运动型。故此,刘吶鸥这个引用,不仅是字面的意思,它还有一个深层文化的指涉──一个现代女性形象的指涉。而这个指涉,如果按《温柔货》的互文参照,它刚好象徵了现代性的三幅面孔:现代主义、虚无主义和原始主义。


创造性转化与「边缘」文学自主性
互文性理论颠覆了单一文本意义自足的观念,令我们注意到一个文本在某种文化话语空间中的参与过程,如一个文本与其他语言,或它与一种文化的论述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之间的关係等。因此,这种研究方式与传统的「影响──接受」研究有所不同,它开拓了文本的诠释空间,因为它把那些无名的话语实践、无法追溯来源的编码均包含在内。更最重要的是,它给予后来的文本一份自主性。就如克莉斯蒂娃在定义互文性一词时所指,互文性观念中其实深深地植根着交互主体性(l'intersubjectivité)的观念 [12]。换言之,如果每一个文本都被视为一个主体,那幺它们在文本空间中的对话和交织,就构成了文学符号学的场景。因此,后来的文本──同样被视为构成对话的主体之一,就有了自主性。而因为这份自主性,后来的文本就不再只处于「被影响」的位置,而是一个可以利用种种编码来进行表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的文本。就如卡勒在〈前设与互文性〉(Presupposition and Intertextuality)一文中说:


对互文性的描述会涉及最普遍和最重要的考虑:一个文本和各种语言或一种文化的论述实践之间的关係,以及这个文本与为它表达出那种文化的种种可能性的那些文本之间的关係。互文性的研究并非如同传统看法所认为的,是对来源和影响的研究;它的网撒得更大,包括了无名话语的实践,无法追溯来源的编码,而这些编码正是后来文本种种可能性的必要条件。[13]


事实上,并非只有上海新感觉派的研究者,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需要思考这个跨文化场域中创造性转化的问题,其他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如非洲文学,也在思考类似的问题。欧歌德(Ode Ogede, 1956- )于《非洲当代文学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in Contemporary African Literature: Looking Inward, 2011)一书中,以互文性理论为论述框架,希望推翻以往非洲文学研究中常有的一个假设──非洲作家完全地「忠诚于」西方经典。他指出,非洲当代文学和非洲传统文化与经典作品之间,其实仍有很多未被发掘的连繫。甚至,非洲当代作家与作家之间,也常在作品中互相质问、模仿并修改对方的情节。于是,非洲当代文学的不少作品里,出现大量典故、互文性回应、戏仿、引用其他媒体等手法。欧歌德因此认为,从想像力的对话和互文的角度来看非洲当代文学,才能更深入地了解非洲作家的着作身份(authorship)[14]。




[1] 这两篇文章后来收录在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语义分析研究》(Sèméiotikè.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
[2] Julia Kristeva, Sèméiotikè.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 p. 146.
[3]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克莉斯蒂娃其实也参考了其他範畴的思想家的观点,例如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和德里达的哲学思想,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和阿图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的政治科学,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和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的精神分析和乔娒斯基(Noam Chomsky, 1928- )的结构语言学等。请参考María Jesús Martínez Alfaro, “Intertextuality: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In Atlantis, Vol. 18, No. 1/2, 1996, p.275.
[4] Roland Barthes, S/Z, Paris : Seuil, 1970, p. 19-21.
[5] 请参考彭小妍:《浪蕩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页62。
[6] 法文原文请参考Paul Morand, Nouvelles complètes, t.1, édition présentée, établie et annotée par Michel Collomb, Paris: Gallimard (Pléiade), p. 421. 中文翻译请参考保尔‧穆杭着、戴望舒译:〈茀莱达夫人〉,《天女玉丽》,上海 :上海尚志书屋,1929年,页90。
[7] 法文原文请参考Paul Morand, Nouvelles complètes, t.1, pp. 423.中文翻译请参考保尔‧穆杭着、戴望舒译:〈茀莱达夫人〉,《天女玉丽》,页93。
[8] 刘吶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刘吶鸥小说全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页41。
[9] 请参考Bruno Thibault, L'Allure de Morand: du modernisme au Pétainisme, Birmingham (Ala.) : Summa publications, 1992, p. 14.
[10] 同注29。
[11] 同注29。
[12] 见注15。
[13] Jonathan Culler, “Presupposition and Intertextuality”, In MLN Vol. 91, No. 6,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ec., 1976), p. 1383.
[14] Ode Ogede, Intertextuality in Contemporary AfricanLiterature: Looking Inward, Lexington Books, 2011, p. I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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